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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常使用信用卡的人,大多不记得自己付了多少钱?

时间: 2020-07-29 浏览量:147

经常使用信用卡的人,大多不记得自己付了多少钱?

印度出生的索曼原本是工程师,到芝加哥研究消费行为,对于美国人不把信用卡债当一回事,他感到非常好奇。美国人使用信用卡进行日常消费,这在印度几乎前所未闻,更别提许多人背负巨额卡债与利息。这种行为显然非常不理性,甚至风险很高,但在美国却是常态。

索曼甚至在经济系的同僚身上看到这种情形。这是极度讽刺的事,因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学术界建立富有声望的经济理论,他们将消费者视为极度理性的决策者,但当涉及自身的信用消费时,就连这些经济专家也变得并不理性,而被「更原始的某个因素」左右。

索曼猜想,大脑必定把信用与现金认定为两种不同的东西。于是,他设计了一系列聪明的实验,希望找出这两者的差异。索曼一连三天在大学书店门口等候,询问每位在店里购物的人,是否记得刚才消费的金额。然后把对方回答的数字,与购物收据上的数字进行比对。得到的结果简直滑稽好笑。以现金、支票或转帐卡付款的人,有三分之二可精确记忆到美分的地步,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精确度到 3 美元以内。

那使用信用卡付款的人呢?对于不到十分钟之前的消费行为,只有三分之一的人,记忆精确度在 1 美元以内;三分之一的人回答的金额比实际消费金额低了 15%至20%;另外三分之一的人,则完全不记得刚才花了多少钱。

「这真是令人吃惊,」目前在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任教的索曼对我说,「经常使用信用卡的人,大多不记得自己付了多少钱。」

人们为何难以记住信用卡的消费金额,当中原因尚不明确。有研究者猜测,因为使用信用卡的「心痛感」被延迟,所以消费明细没有深植脑海。不论产生机制为何,肯定会让人一再犯错,信用卡会让我们变得糊涂。

其他研究则发现,使用信用卡的人所花的钱,通常比使用现金的人还要多。

人们的大脑一遇到信用卡,就会出差错。我们虽然有能力纠正这个差错,但很显然的,随着信用卡的威力与普及性在近数十年大幅成长,总体来说,我们纠正这项差错的能力就变得愈来愈差。

当然,我们还可以怪罪其他因素,例如理财能力下滑,以及掠夺性债权人的增加。但当你看到研究结果,不禁要自问,我们是否越过了某个神经经济门槛──高科技消费经济带给个人的「能力」,已超出许多人自信能掌控的範围。这种难堪的处境,是冲动型社会的核心矛盾之一。

说穿了,消费经济提供如此大量尚未成熟的个人能力,使人们在追求完美自我的这条路上,想要不走过头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以人们的跨期选择为例,跨期选择指的是,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做选择:我该选择把钱现在花掉,还是为退休存起来?我该选择现在辛苦运动,还是在未来某一天过早死于心脏病发作?我该选择在圣诞派对上与同事调情的刺激,还是三十年忠诚婚姻所带来的美满?

我们老是做错决定,选择享受立即的报酬,或延迟当下消费的付款,即使我们心知肚明,眼前的短期享乐与未来的长期痛苦,将不成正比。错误的跨期选择导致的灾难,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。

跨期选择为何如此难以抉择?1980 年,康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赛勒(Richard Thaler)提出了一种解释,他认为,对于人们不理性的跨期选择,唯一合理的理解方法,就是不要把人类心智想像成单一决策体,而是「两个半自主的自我」麻烦不断的危险合成体。

赛勒把其中一个自我称为短视的「行动者」(Doer),这个自我只想快速有效的获得满足;另一个自我则是有远见的「规划者」(Planner),它的工作就是管理(或试图管理)「行动者」。

赛勒并不是指真的有两个自我存在于人类大脑内,只是说人类的决策过程「彷彿」是由两个系统共同执行,而这两个系统有可能「在某个时间点会产生冲突」,最后做出相当不智的决定。

赛勒的「两个自我模式」为他带来不少麻烦。当时的经济学领域,仍由新古典理论主宰,认为人总是能谨慎衡量所有行为的利弊得失。在这个理性世界,暗示个别行为者可能有内在冲突的任何言论,都被视为对人类的亵渎。

「两个自我模式」的说法受到严厉的抨击,赛勒说,当他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,一位坚定支持理性市场观念、曾获诺贝尔奖的同僚,甚至拒绝和他说话。

但赛勒的想法是对的。到1980年代晚期,新的医学科技(包括脑部扫描)证实,人类进行决策时,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智历程在互相竞争。人脑的某个部位负责高层次认知活动,尤其在前额叶皮质区,这是较晚演化出来的脑部结构,掌管複杂的问题解决与抽象思考。另一种心智历程,发生在较早演化出来的大脑边缘系统,也就是所谓的「蜥蜴脑」,掌管人类对危险与性的本能反应,以及其他与生存相关的活动。

前额叶皮质区与边缘系统的决策过程截然不同,更重要的是,此二者能察觉与无法察觉的事物也大不相同。前额叶皮质区能够想像此时进行的疯狂血拼或婚外情,在一个月后可能带来的后果;而边缘系统对于未来可能的后果,却一点也不关心。边缘系统负责处理「战或逃」的即刻求生反应,因此,它真的无视于当下以外的事物。

普林斯顿大学在 2004 年进行了一项知名的大脑扫描研究,受试者获得立即奖赏时,他们的边缘系统变得非常活跃。但当实验者承诺晚一点而非立即给予奖赏,受试者的边缘系统就没有呈现任何活动。

这种「未来并不存在」的情况非常重要,而且是自我与市场能翩然起舞的关键因素,因为边缘系统主宰了人类的动机。当边缘系统想要得到某个东西,它会启动一系列威力强大的机制,促使我们迅速採取行动。它会释放神经传导物质,例如去甲肾上腺素(激发兴奋)与多巴胺;多巴胺会带来欢愉感受,这是古柯硷让人变得非常冲动的原因之一,因为它会导致多巴胺释放。

换句话说,在几秒钟之内,边缘系统会把我们的心智与生理系统,导向短期目标,即使那些目标完全超出我们平常的行为模式。

信用卡是明显的例子。对边缘系统的「行动者」而言,信用消费只意谓即刻满足的达成[1]。痛苦要等到三十天后帐单寄到时,才会降临。而当帐款余额开始产生利息与滞纳金时,这个痛苦指数才会再提高一些。但行动者看不见这一切。

今日所有的消费主张,从速食和娱乐到社交互动,都刻意遵循「先享受、后付款」的模式,而且延迟付款的方式以非常微妙的方式进行,使得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

许多最畅销的创新食品,从电视餐、微波式主餐,到数位化车道取餐速食,都是为了让人们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迅速饱餐一顿,同时免去下厨做菜或齐聚用餐这种「没有效率」的事。然而,这种个人能力的兴起,附带产生了一些社会成本,更别提厨艺以及全家人团聚用餐的社交能力的式微。

传统的依附习性在现代社会逐渐消失并非偶然,它是消费经济的隐含目标之一,以产品或服务取代对他人的依附。例如大型零售卖场的好处不只是提供超低价格,还有不牵涉到他人的、一次购足的模式,让购物附带的社会责任尽量减少。

「一切都不重要,除了满足消费者自己的欲望之外,」保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(Ludwig von Mises),早在 1949 年就提出警告,「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过去的功劳与既得利益。只要有人提供更便宜或是他们更喜欢的东西,他们就会捨弃原有的供应者。做为买家与消费者,他们会展现冷酷无情的一面,不管他人死活。」

这正是冲动型社会的矛盾之处:这种经济模式赋予我们力量,去摧毁我们赖以为生的事物。

注释

[1]相反的,边缘系统不喜欢现金消费,因为现金被视为应当守住的资产,使用现金会带来失落感。为了避免这失落感,在使用现金时,边缘系统会释放大量引发反感的神经传导物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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